2023年12月23日下午，上海欧洲学会“时代转折期的欧洲与中欧关系”2023年学术年会在同济大学中法中心举办。此次年会由上海欧洲学会主办，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承办。来自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政法学院等院校机构的80多位会员参加年会，多位欧洲研究专家学者作精彩发言。
一
年会第一阶段由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伍慧萍教授主持。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首先作致辞。丁纯教授欢迎到场参会的学界前辈和学者，感谢承办方的精心准备，赞扬了上午上海欧洲学会青年论坛上青年学者的发言与前辈学者的点评。他指出，年会对总结一年内欧洲政治经济外交科技领域和中欧关系的变化，展望未来欧洲和中欧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过去一年俄乌冲突等对欧洲的经济社会、对外关系、科技、军事带来巨大冲击，时代转折背景下中欧关系进入“下了一个台阶的平台期”。这些变化为研究欧洲和中欧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举办年会正逢其时。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主任郑春荣教授接着致辞。郑春荣教授介绍了同济大学在德国与欧洲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他还指出，研究时代转折期的欧洲，应当关注欧洲深化与扩大之间的关系、中欧关系的止跌趋稳等重要问题，并提出对中欧关系可持乐观、止跌回暖的期许。
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博士作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并代上海欧洲学会监事杨逢珉教授作监事工作报告。三份报告得到在场会员的一致通过。
二
年会第二阶段由华东师范大学前副校长、上海欧洲学会顾问范军教授主持。
丁纯教授做题为“欧洲与中欧关系：现状与前景”的发言。他回顾了2023年欧洲的经济、政治、科技变化，指出欧洲在经济领域面临增长停滞、失业低位、通胀下降、外贸萎缩的态势，遭遇大国经济失速、财政赤字压力大、劳动力短缺等问题，整体复苏乏力。欧洲政治则面临安全问题突出、中东欧话语权上升、民粹主义盛行、援乌政治疲劳、巴以冲突导致内部政治分裂等态势。欧洲面对科技领域竞争力下降的问题，采取了立法、执法等应对措施。中欧关系则处在下台阶的平台期，2023年双边经贸下滑、摩擦增加，欧盟对华经贸呈现“零容忍”态度，但是政治领域有所回暖。未来还面临欧洲选举与领导人换届、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等变数，欧盟能否坚持长期战略考量，而不是屈从于应急反应和民意冲动，影响欧洲发展与中欧关系。
郑春荣教授做题为“德国的‘时代转折’及其多重影响”的发言。“时代转折”指的是德国、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而观察“时代转折”也需要考虑德国因应产生的变化。德国应对“时代转折”首先是在防务领域有所举动，包括试图推动联邦国防军的现代化、加大援乌力度、调整德国军事文化等，但仍面临战略文化的转型等挑战。同时，德国对“时代转折”的反应不局限于防务领域，还包括经济、科技等领域，例如出台了“时代转折下的工业政策”。但是面临经济萎缩和财政漏洞等问题的掣肘。从国际影响看，德国在政治上会更敢于强调在全球治理当中承担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责任，在经济上会寻求更多的经贸关系多元化，在军事上会更多地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对于中欧关系而言，德国内部鼓吹“脱钩”和阵营对立的非理性冲动仍在暗流涌动。短期内，德国的“时代转折”对中德经贸关系影响不大，但长期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余南平教授做题为“技术变迁与欧盟的政治经济选择”的发言。他指出，在面临技术变迁，特别是颠覆性技术掀起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欧盟做出保护既有利益的选择。欧洲从过去的开放或者拥抱世界变得相对比较保守，不仅顺应了整个欧洲内部极右翼的运动思潮，也与多边主义背离。欧盟选择自我保护、加强与美国合作，但也与美国存在分歧，而将中国视为另类的竞争对手。欧盟传统“涓滴式”的技术发展方法缺乏汇聚效应，其在技术变迁中可能“已经错过了时代”。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张迎红研究员做题为“欧盟—北约防务合作新动向”的发言。她回顾了欧盟与北约防务合作的发展历程，双方达成了确保有效、确保一致性、互补性、决策自主四个基本合作原则。北约—欧盟安全合作机制有助于形成共同的美欧安全战略文化，助推安全威胁来源认知趋同。这种动向表现为“两个升级、一个加速”，一个升级是对俄罗斯政治施加压力，第二个升级是加大对华制衡力度，一个加速则是加速印太化的转向。北约和欧盟在军事行动、网络安全、防务领域合作的强化，抑制了欧洲军事领域的战略自主。欧盟和北约合作越深，也就意味着欧洲越来越向美国靠拢，强化了北约的控制力。
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杨友孙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俄乌冲突后欧洲亲俄政党的蜕变”。他将欧洲亲俄政党划分为三个派别，即后苏联国家的文化上亲俄的俄罗斯族党、精神上亲俄的传统左翼政党、与俄罗斯有较密切联系的激进右翼政党。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族党受到影响，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基本上淡出了政坛。左翼政党则发生了一些分化，例如波兰的左翼联盟继续强调反俄，爱沙尼亚联合左翼党立场明显软化，而斯洛伐克的社会民主方向党逆势增长，其亲俄立场进一步凸显，在2023年的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未来可能发展为反欧的主力政党。右翼政党的亲俄化发生转变。一种转变是尽量减少俄罗斯的联系，淡化亲俄色彩；另一种转变是将对俄罗斯的制裁看作是对自己国家经济伤害，该策略有所成功。真正具有亲俄底色的是俄罗斯族党，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底色并不是亲俄，而是民族主义，只要西方对这些民族主义政党有过度的挤压，他们就会持续亲俄。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负责人胡春春副教授的发言题目为“德国左翼政治的衰退及其对政党格局的挑战”。他指出，在德国政治光谱中最左边的左翼党的议会党团已经解散，德国左翼政治正在衰退，然而，这与哈贝马斯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整个话语底色是左翼的这一结论形成了悖论。左和右的分类仍然重要，从难民和移民这个足以撕裂德国社会的问题来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已经背离了他们所谓的人类解放、个人解放的宏大叙述，滑向右翼，而左翼党则在难以取舍中沦为了一个小党。从左翼党分离出来的萨赫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试图建立新党，将追求社会正义和保守文化民族主义的诉求进行糅合，这将在德国战后历史上出现一个全新的政治现象。该政治现象对于德国未来政党格局的影响有待观察。
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薛晟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马克龙的实用主义与多层对华外交政策”。他提出，法国总统马克龙自上台以来，在对华政策上基本是基于欧盟的“三段论”。马克龙在中法双边层面上释放了合作善意，而将欧盟作为对华关系的“垃圾桶”，在国际层面上则是竞争和合作并行。法国对华政策与其认识与定位相关，其一方面认识到自身已经置于中美之后，但另一方面仍然希望站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顶端，并且成为中美之外第三条道路的领导者。法国对外战略在不同区域和国家亦呈现差异性，其对非政策进行了基于现实的转型，对美既有依赖也有排斥和竞争，对俄政策则从拉拢转至为了欧洲团结而实施制裁。法国对华关系与法国对欧盟关系、对美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后者关系的变化可能引起对华政策的变化。
本阶段七位学者发言结束后，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徐明棋研究员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戴启秀研究员进行了评论。徐明棋研究员提出了未来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如何判断欧盟未来的发展空间、方向和竞争力；二是能否继续用左、右这种图谱来描述欧洲政治结构的变迁；三是欧洲利用软实力制定规则，对其经济、科技的发展是否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影响。徐明棋研究员还提出，应当思考政治、经济、技术变迁和发展、人口，乃至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迁，特别是我们的应对，对中欧关系产生的影响。戴启秀研究员提出从全球层面思考所谓“时代转折期”或是“大变局”，时代主题可能慢慢从和平与发展，转向安全与发展。中欧、中德关系有变和不变的东西，其中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跨大西洋联盟、德国对欧盟的政策都没有变，但气候外交是相当大的变化，应当在关注变的同时注意不变的东西，并基于变化来调整研究思路。
三
年会第三阶段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顾问叶江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做题为“求变的欧盟与中欧关系”的发言。她提出2008年至今的欧盟在持续经历着多重危机的考验，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经济与货币同盟、难民分配方案、决策方式都走在优化突破的路上，成员数量也在持续增长。如今的中欧关系以“安全化”为关键词，中欧经贸的压舱石地位也因为欧盟“去风险”意图受到威胁。未来一年变数很多，即将进行的欧洲议会大选、美国大选以及美欧关系的变化都可能使中欧关系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忻华研究员做题为“美欧互动和战略自主影响下的欧盟经济安全战略评析”的发言。他关注到美欧互动对欧洲对中欧关系战略认知和决策意向具有重要影响。美欧的对华经贸战略都有“去风险”和“泛安全化”的趋势和特点。欧洲对于参与美国在战略安全领域对中国的遏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能够深度参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遏制。欧洲在科技产业、贸易投资、金融、全球治理，第三方开发援助等领域都与美国有比较积极的互动和一定的配合。尽管如此，欧洲经济安全战略与美国拜登政府对华经济遏制政策还是有一定差别。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尚宇红教授做题为“欧盟对华经贸‘去风险’背景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经贸问题”的发言。他认为俄乌冲突、欧洲经济增长乏力以及欧盟对华经贸“去风险”论调冲击了“中国-中东欧”双边经贸增长势头，尤其是在能源相关产品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产品领域。虽然中东欧在对华贸易中呈现贸易逆差，但双边贸易显著提升了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全球贸易增加值网络中的结构性权力，双边贸易对双方皆有利好。双方政府、企业和民间的共同努力有助于在发展中解决双边贸易问题，提升经贸关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邱强教授的发言题目为“俄乌危机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能源合作的机遇与挑战”。他提出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能源安全造成了巨大影响，对中国-中东欧能源合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表示中国应基于产业优势，借助双方传统能源合作基础，与中东欧国家扩展在核能、太阳能、生物能源、锂电池和固态电池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还应根据不同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态度来制定针对性的或援助或制裁的战略，也应提高对民间外交和中东欧小国的关注。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执行副主任戴轶尘的发言题目为“俄乌冲突下的波兰大选及对华政策走向”。她结合在波兰访问时的实地调研指出，本次波兰大选在选举党派的充分动员下出现了高投票率、女性选民投票率显著高于男性、青年选民投票率显著提高等情况，并提出波兰反对党联盟成功上台受到了援乌疲劳症、经济议程吸引选民、图斯克个人政治威望等因素的影响。虽然目前各政党缺乏清晰的对华政策，但未来波兰将更多地追随欧盟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尤其在意识形态和产业政策方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严少华的发言题目为“欧洲战略自主新动向与进展评估”。他从针对美国的防务领域、针对中国的经贸领域以及针对俄罗斯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领域三个方向评估了2023年的欧洲战略自主动向，认为其在俄乌冲突之后虽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事实上还是在持续推进。同时，2024年的美国大选和欧洲议会大选对美欧互动以及欧盟内部的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间的平衡可能带来影响，成为影响欧洲战略自主前景的两个重要事件。
复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姚旭的发言题目为“国际国内视角下中欧数字科技治理的新趋势”。他提出即使是在欧洲，中美话题依然是高频次的，欧洲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国不可能被隔离在国际人工智能治理之外，且中国和欧盟在强化关于跨境数据流动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是相向而行的。未来，欧盟新的数字科技治理的举措、人工智能法案、芯片法案等落地效果及其对华影响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本阶段的点评环节，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戴炳然教授指出欧洲对美战略自主前景并不乐观。对于中欧关系走向，他认为双方的政治鸿沟还将持续存在，虽然中欧在经济上依然保有互补性但双方经贸竞争性将更加显著，经贸压舱石的稳定作用被削弱了。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张永安教授提出，学者首先要站在中国立场进行对欧研究，同时也应注意从欧洲的视角和话语体系研究中欧关系，思考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利益能不能冲淡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欧洲提出的“去风险”如何发展等重要问题。
四
年会第四阶段讨论环节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余建华主持，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讲师董琳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张亚宁、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程海烨简要汇报了近期研究成果。其中，张亚宁青年副研究员提出，欧盟的经济治理范式呈现从先前的“新自由主义”向更多国家干预为特点的转变，产业政策和经济治理模式转型给欧盟内部政治架构重新再塑造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窗口。
在年会的最后，伍贻康名誉会长向与会人员分享了他在西欧共同市场和欧洲一体化领域研究的拓荒故事，以此表达对投身欧洲研究的与会青年学者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他表示，在上海欧洲学会年会的现场看到欧洲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十分欣喜，他本人也在发言人员对新鲜、具体的热点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中受益良多。丁纯会长对到场的前辈、青年学者和学生以及会议承办方和参会媒体表示感谢，与会者的踊跃参与和支持充分证明了上海欧洲研究学界强大的生命力和学术魅力。（宋端仪、纪昊楠整理）
